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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2-08 15:24:41 影响了:

  让民营基金会执行理事长或秘书长们头痛的“开发票”问题,最近有了解决的转机。2月29日,贵州省民间组织管理局通过网站,发布了《关于申请公益救济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通知》。这份由贵州省民政厅、财政厅、国家与地方税务局四大职能部门联合签署的文件称,具资质的社会团体和基金会,可申请公益救济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什么叫“捐赠税前扣除”?解释一下,就是指纳税人向慈善机构捐赠公益慈善救济性善款,可以在计算缴纳企业和个人所得税时,依法在所得税税前扣除(即抵税)。这有两重含义:一、这种资格需要国家管理机关的确认。经申报,再由上述四部门批准,具体的基金会或社会团体,才具备捐赠税前扣除资格,才能购领省级财政部门统一印(监)制的公益救济性捐赠票据;二、凭这个票据,纳税人才能在规定的幅度内,享受抵税待遇。作为非政府组织,能否被确认具有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对任何一个基金会或社会团体,都不是一件小事。说这是第二张准生证,可能也不过分。我的一位朋友2007年出资200万人民币,在贵州依法注册了一家非公募民营基金会,当时就没有购领到捐赠票据。现在才清楚,这实际上是没有获得捐赠税前扣除的资格。
  我国现行税法,其实并不像人们误认为的那样,对慈善机构与公益性的基金会是免税的。税法及修改后的税法,对于纳税义务人(企业与个人)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均规定可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一个百分比。2000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方案》,财政部、税务总局为了配合这一方案,甚至明确了在试点地区的企业和个人准予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时在税前全额扣除。显然在法理层面,我国公益捐赠抵税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并无多大差别。问题只是试点的范围有限,捐赠免税程序繁琐。捐赠得不到确认,难免尴尬;不同性质的基金会待遇不同,均影响我国民营非公募公益慈善机构的存活。
  然而,公益慈善机构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发展是有时间与空间差异的。有资料显示美国法律规定,公益慈善性捐款者可以享受减免税款10%。据说连捐旧衣服都可以算数。所以美国有5.6万多家基金会,总资产近5000亿美元,其中独立的私人基金会约占85%。在美国读书的我国留学生就能申请到资助。在发达国家,基金会还是一个提供就业机会的重要渠道。可见从微观层面,对公益慈善基金会“网开一面”,实行鼓励发展的积极财税政策,在宏观上也具有积极意义。
  尽管有经济学家提出把城乡分开来计算基尼系数,得出了我国贫富差距并不大的结论。但世界银行却得出中国的贫富差距已不再仅仅表现为城乡差距,城市也存在低收入者,贫富差距已导致社会结构发生变化。这意味着只靠传统城乡或区域板块转移支付扶贫,会出现覆盖不到的角落。全社会倡导扶贫减贫缓贫公益事业,让民营非政府组织参与,成为政府的“替代物”与“互补品”,是必然趋势。现有信息表明,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向社会组织释放、转移更多的权利,弥补政府失灵是已被确认的大趋势。大概这也是“小政府,大社会”、“大部制”改革的内容。政府集中精力,从事宏观调控,给出制度空间,远比什么都管更有效。
  据新华社报道,我国现有各类民间组织38万家。但以基金会为例,能发展到“希望工程”青基会、中国扶贫基金会有二三十个亿规模那么大的则是凤毛麟角。多数草根基金会的规模都很小。青基会秘书长徐永光说,青基会干了近20年,只相当于在上海修了三四公里的地铁。但诚如吴敬琏说小企业“小既是美”,小可以精耕细作,深入毛细血管。38万家公益组织,如果每家能捐建10所村级卫生所,就能覆盖380万个贫困村。小中有大,作用不可低估。
  几天前我深入贵州乡下考察,遇到从江县卫生局敖局长。他说自从2006年李春燕被评选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社会各界给偏远的从江捐赠的卫生所达到了16个。但从江有283个行政村,离村村实现社区卫生所覆盖还很远。尽管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实力增强,但只靠财政一个积极性来解决问题,所需时间尚难估计,仍然离不开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因而,这里也有紧迫感,谁先落实积极的财税政策,把服务与监管做到位,谁就有可能率先营造出一个有利于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基金会生根与发展的软环境。“软”成了实力。3月21日,我看到,浙江已经公布了第一批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基金会与社会团体共114家。动作快,就能营造“基窝”,吸纳发展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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