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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8-12-12 09:38:04 影响了:

  “温州王府井”――五马街的摊贩,被当地记者称为“温州的耻辱”。温州市为清除这一“耻辱”而“战”,允许民营资本成立摊贩公司,力图实现摊贩自律和自治。网民对这一做法提出质疑。人们担心因为方式不当,原来看得见的“耻辱”转变成新的看不见的“耻辱”
  
  被当地媒体称为“温州王府井”的五马街,位于温州的中心城区鹿城区。它与北边的广场路、南边的人民路、东边的解放街、西边的府前街,形成一个“日”字型闭合区域,五马街就是中间的那一“横”。
  这条全长424米的商业步行街有13家珠宝店,五马街每10家店铺就有1家珠宝店。由地理优势形成的商业向心力,使得以其为核心的“日”字型区域,吸引着巨大的物流和人流。温州市城管行政执法局鹿城一分局(下称“鹿城一分局”)局长姜益祥,用“五马商圈”来称呼这一区域,“这里遍地是黄金。路边摊贩在这里摆上一个小时,可能比在其他地段摆一天的收入都要多”。
  因此,五马街,“乞丐多、流动摊贩多、垃圾油渍遍地等不足为奇”,2007年,温州当地记者沈绍真在一篇杂文里如此痛陈,“那个得之不易、象征温州街市荣耀的全省唯一的‘百城万店无假货’示范街不锈钢牌匾也被撞坏,可怜巴巴地蜷曲在街口一隅”,他愤而批评说,“今天五马街已成为温州的耻辱。”
  一位卖服装的女业主抱怨,店门口小吃摊扬起的油烟,让她的头发沾满酥油的味道,以至于朋友都以为她在经营餐饮店。商圈内的银泰百货因此丢了几笔大生意――好几个世界品牌考察这个商场,就因周边摊贩出没而放弃入驻的念头。
  
  “铁腕反摊”与疏导点的设立
  
  上任1个月的姜益祥,做了一个“让市局吃惊的决定”――从2008年9月19日起,五马商圈内全面禁止摆摊。市局的吃惊来自摊贩们蕴藏的反弹力,根据温州市城管行政执法局局长李世斌提供的数字,仅2007年上半年,温州市就发生暴力抗法160多起,127名执法队员受伤。
  在人民路摆小吃摊的江西人陈早珠感觉到的变化是,从全面禁摊起,城管就由过去的晚上11点下班变成全天候值班,还新增了过去没有的“便衣”。11月,陈早珠不得不搬进离商圈5分钟路程的流动摊贩疏导点――飞霞桥。
  像这样的疏导点,姜益祥在鹿城区设立4处。尽管影响了摊贩们的生意,但他仍觉得这是市容与民生博弈的最优选择,“五马商圈里不能摆摊,这是刚性要求,就像在北京,肯定不允许在王府井摆摊”。
  其实,2008年8月1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已经审议通过《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规定从2009年1月1日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公共场所设摊经营,但政府制定规划,要确定相应的经营场所,供农产品、日用小商品等经营者从事经营。同日施行的《浙江省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条例》规定,城管执法人员在执法活动中应当注重教育和纠正违法行为,不得使用暴力威胁等手段,对小商小贩不能一味地围追堵截。
  “铁腕反摊”后,商圈内的两三百名摊贩产生分化。在此摆摊6年的重庆人殷胜说,一部分人由此放弃摆摊生涯,一部分人转战火车站等地,剩下的人进入4个疏导点。他自己属于第四类人:在五马街开10元饰品店,不足10平米,一年租金3万8。平白多了租金和税金开支,但没有无照摊贩的竞争,利润差不多跟以前持平。
  尽管有铁腕手段和疏导点垫底,但清空商圈摊贩留下的巨大的利益真空,并不能让姜益祥省心。比摊贩的民生更复杂的现实是,根据李世斌的观察,“如果说农贸市场周边、工业园区内的摊贩是为谋生的话,那么市中心区的摊贩完全是逐利而来”,流动摊贩形成的以家族、地域为单位,通过亲友、老乡自发组成的圈子,已经从过去的分散经营演变为集团经营、拉帮结伙、垄断经营。他特别提到,五马街一带的江西帮、安徽帮、河南帮,有一定势力范围,呈现出涉黑性质。
  直接与五马商圈摊贩打交道的鹿城一分局基层执法者罗志强(化名),更愿意以经营据点而非籍贯来划分三股势力,“大致可以分成三伙人,分别在纱帽河、第一桥和解放街活动,这三伙人各有势力范围,基本上势均力敌,但其中纱帽河那伙人最强势,经常跟我们干架”。罗志强性格直率爽朗,以“粗人”自居,被一些熟识的摊贩戏称为“老大”,他经常能获得一些来自摊贩的消息。
  
  “人民路事件”
  
  2008年11月12日晚7点半,《温州晚报》记者刘青松(化名)带相机来到五马商圈,打算采写一篇商圈禁摊两个月的追踪报道,却赶上一条震动温州的大新闻:在人民路与大南路交汇的东联大厦附近,20多名摊贩跟10多名城管对峙上了。城管的两辆执法车被推倒,另一辆执勤的皮卡被推至机动车道,与围观的人群一起,阻断了人民路――鹿城区的横向大动脉。
  
  一位目击者向刘青松还原了冲突的导火索:晚上7点,有6个女摊贩并排摆起摊位卖袜子,在她们后面很不寻常地站着10多个男摊贩。十来个执法者前来管理,男摊贩们一跃而上,抗拒配合,双方动作越来越大。
  见证了后半段的刘青松注意到,这些摊贩“分工”严密,一个男摊贩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女摊贩们向围观路人大喊“城管打人了”,其余男摊贩则与城管产生肢体冲突,进而推翻执法车。最后,他看见那个躺在地上的男摊贩自己爬起来走了。
  “人民路事件”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前奏。11月11日下午,几名自称“摊贩代表”的人来鹿城一分局找到罗志强,要求在商圈内的五马街、蝉街、纱帽河一带摆摊,而且自己可以成立摊贩公司进行自律。遭到拒绝,第二天上午,他们再次找到该局副局长刘玉和,提出同样的要求。刘玉和表示,可以在疏导点摆摊,但绝不能在商圈内。结果,当天晚上就出了事。
  根据罗志强得到的消息,事件的真正根源在于,禁摊两个月,清空了五马商圈原有的摊贩,原先活动于火车站的20多名摊贩瞄准了这里,希望以制造“官逼民反”的假象来消解禁摊。选择东联大厦附近闹事,是因为这里很少有人摆摊,“不属于五马商圈已有的三伙人的势力范围”。
  成立摊贩自治组织的要求,罗志强在10月份就接到过。五马商圈“那三伙人”的头头,曾向他提出成立摊贩协会,但由于成立协会需要的民政注册很麻烦,就不了了之。“这就像一块大蛋糕摆在那里,你一天不把它分掉,饿极了的人就一天不会停止去切”,罗说。
  
  “摊贩公司”
  
  温州市重庆商会会长徐雪,就是在这时候出现的。在取得五马商圈摊贩代表的支持后,她在11月牵头成立温州市民民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下称“民民公司”),并找到鹿城一分局,拿下鹿城区4个流动摊贩疏导点之一的飞霞桥作为试点,用为流动摊贩提供相关服务的方式,吸引他们加盟。
  摆江西小吃摊的陈早珠,就在11月14日抓阄确定了现在的摆摊位置。她用1000元押金承租民民公司一辆不锈钢餐车,每月租金200元,卫生费200元。飞霞桥离五马商圈5分钟路程,让她每天的收入减了一半,“这里很少有人来,搬来的头一天根本没开张”,她抱怨说。话虽如此,但至少摆脱了“一只眼睛做生意,一只眼睛留意城管”的生活。
  “当然,疏导点的资源是公共的,不愿意加入公司也可以在里面摆摊经营,只是享受不到我们提供的服务。”徐雪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解释,这些服务包括:为摊贩提供统一的服装、不锈钢餐车、健康证以及培训服务;对公司的摊贩进行整体包装、策展、;作为与城管执法局对等的法人,代表摊贩与其进行沟通,保障摊贩权益。用她的话说,“把疏导点做火,培育成一个市场”。
  徐雪介绍,有一百多名商贩报名加入了民民公司;临近过年,最近大约只有三四十人来摆摊。她预计年后,疏导点的生意会好起来。罗志强透露,这几天,该局即将在公园路、兴文里、高盈里、县前头路等地再开放几个疏导点,将产生的400多个新摊位也会由民民公司接手。
  不少温州网友在当地最火的“703论坛”质疑,这样做是在把公共资源让给私营公司用来牟利。对此,姜益祥认为,疏导点就像农贸市场一样,既然我们允许农贸市场引入民营资本管理,疏导点应该也可以。
  对于民民公司可能垄断整个温州疏导点“市场”的担忧,他解释说,“其他公司想做,我们也欢迎。”罗志强补充说,起码在目前的试点阶段,还只能让民民公司一家来试水,因为事实上,民民公司的运营模式还处在被观望的阶段,甚至连该局开辟疏导点的行为本身也没有得到区政府的正式批准。
  
  徐雪其人
  
  比起温州市重庆商会会长的头衔,在温州,徐雪更知名的身份是“温州市鹿城新川妹火锅城”的老板。工商资料上的名字是“徐芝容”,但她更愿意以“徐雪”这个名字面对媒体。
  徐雪以一个创业传奇的形象出现在温州媒体的报道中:1990年来温(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说法是1992年),打了半年工后,在一个弄堂里摆两张桌子,办起房屋中介所,赚足第一桶金,随后投身餐饮业,以开麻辣火锅店起家,逐步做大,成为温州的“火锅皇后”。近年来,她把投资目光投向制造、零售、贸易、房地产等行业。2007年,她获得“赢在温州”首届十大杰出外来创业青年功勋奖。
  
  所有的报道都没有提及这一个细节:在温州市工商局主办的红盾信息网上,“温州市2006年6月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单位和个人公示”中,徐雪的火锅城因“商业贿赂”而上榜。
  当然,鹿城一分局看中的是徐雪身上的诸多优势:创业标兵,有政治身份和经济实力;更重要的是,作为外地来温创业者,徐能让以外来人口居多的摊贩们感觉她在代表“新温州人”群体的利益。
  在徐雪的叙述中,成立这样一个公司的想法在两年前就有了,“当时根据电视新闻和亲眼所见,了解到不少城管和摊贩之间的冲突甚至流血事件,我自己有很多老乡也有类似经历。他们为什么不能和谐相处呢?”感受到了“骨子里的一种责任”,她思考后的结果是,要有一个纽带来作为二者之间的过渡。在她看来,这个纽带的最佳形式是公司化运作。
  2007年获奖时,徐雪的演讲题目是《创业者必备素质》。她坦言自己很喜欢上一些励志类的培训课。一位老师曾以体验乞讨生活的方式给她的女儿上课,那位老师总结说,“连乞丐都能做,还有什么事做不了呢?”
  作为民民公司副总经理的徐雪,也以“章光101”创始人赵章光的赤脚医生生涯,和温州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的鞋匠生涯为例,来寄望于这些实际上正在创业的摊贩们,“连摊贩都能做,还有什么事做不了呢?”她说,相信“温州王府井”的五马街这么多摊贩中,以后肯定会有企业家出来;她希望有朝一日,他们勇于肩负应该担当的社会责任。
  
  股东是谁?
  
  就民民公司的事务接受媒体采访,徐雪很乐于强调公司的股东结构:5位股东中,有3位是摊贩代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她进一步透露,公司的5名股东的股权是对等的,10万元的注册资金,每位股东出资额均等,以这样的方式来保障摊贩的权益。
  对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关于“公司总经理是谁”的提问,徐雪回答,是一位“在温州的失业人员”。在回答“股东中3位摊贩代表是不是五马商圈的摊贩”问题时,她透露,他们“以前摆过摊,现在没有摆了,但还有一些亲友在摆摊”。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查到的民民公司工商注册资料却是,公司5位股东的出资状况为:郑崇杰5.5万元、祝毅2万元、沈华明0.5万元、徐芝容1万元、林金棠1万元,其法定代表人为徐芝容。
  据姜益祥和罗志强所知,祝毅是民民公司总经理,而祝此前的身份是温州市黄河清洁有限公司(下称“黄河公司”)的副总经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于2009年1月5日上午10时许拨打黄河公司的电话“找祝毅副总经理”,一位女性接线员在确认“这里是黄河公司”后,告知“祝总现在不在这里了呀”,“那他去哪里了呢?”“他去民民公司上班了呀。”
  一位不愿具名的知情者透露,黄河公司是一个保洁公司,后来参与运输城建废土,是温州运输业的龙头企业。它还成立了担保公司,并向外发展房地产。据姜益祥了解,黄河公司是温州保洁行业的老大,鹿城区90%以上地段的保洁都是黄河公司在做。工商注册资料显示,这家公司成立于2000年6月14日,注册资本为510万元,由法定代表人黄晨等3位股东共同出资。此外,黄晨还担任温州市黄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300万元,是由他与另一名股东合出的。
  五马商圈的摊贩对黄河公司并不陌生,他们遗留下的垃圾和污渍一直是这个公司在清理。现在已在五马街开10元饰品店的摊贩殷胜记得,10月底或者11月初,他和很多同伴曾被叫到鹿城一分局开会,动员他们去疏导点摆摊,“打交道的就是黄河公司的一个老总,那时民民公司还没成立呢”。
  
  “灰色人物”与新模式
  
  对于温州“703论坛”网友提出的“鹿城一分局收民民公司钱有没有”的疑问,一位不愿具名的鹿城一分局官员说,“绝对没有。”他解释“城管行政执法局”和“城管局”区别时说,前者享受财政全额拨款,行政审批权和行政处罚权是分离的,不像靠差额拨款过活的后者,“城管局的工资可能可以吃财政,奖金就得靠罚款了,而我们城管执法局的罚款是全额上交的”。
  这位官员认为,用企业形式来管理和运作疏导点是最合适的方法。他举例说,温州市原城市管理局(已在2001年与原市政公用局和原园林管理局合并为市政园林局)以前也尝试搞过管理擦皮鞋摊贩的机构,但效果并不好,“只顾收钱不讲服务,凭空提高了加盟摊贩的经营成本。人家一看,一样的服务,在你这里擦要2块钱,别人那里只要1块钱,当然不来你这里了”。他认为,在充分竞争的情况下,公司化的运作方式,把摊贩的利益和经营者的利益绑在一起;如果摊贩对公司不满意,可以用脚投票。
  关于民民公司除徐雪和祝毅之外的3位股东的身份,《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暂未查实。这位官员透露,该局在与徐雪接触成立公司事宜时,一直都在与上述五马商圈“三伙人的头头”打交道。
  在他的解读里,这是出于对某种既成秩序的确认。“私下里说,在这样复杂的利益分配过程中,能成为一股势力的领袖,肯定不那么简单。但是,当人家坐下来跟你协商时,他们确实又是代表了三个摊贩‘帮派’的利益。”这位官员谈道,“就算有涉黑嫌疑,只要你没有证据证明,人家在法律上就是清白的,可以说他们是灰色人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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