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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8-12-08 04:20:29 影响了:

  大伙儿心知肚明――如今,想靠纯男人把一部革命题材的戏撑下来,是很难成功的。而如果再依照此前不少红色经典那样,塑造出一堆男性化的女性形象,在当前的时代精神和市场环境下,也是自绝于观众。于是,一些剧作家提出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理念,具体的表现之一就是,让女性日益回归其本来面目,焕发出个体生命所应有的真实与灿烂。
  男人斗勇,女人斗智,多样化的女性形象,让红剧越来越“好看”了。
  
  女人装
  
  女人如花。
  但在革命文艺中,女战士尽管可以名叫琼花或者红莲,却不得不背负国仇家恨,像男人一样去战斗。在外形上,过往红剧中的革命女性大都浓眉大眼,轮廓鲜明,体格强壮,性格刚烈。这种外在形象,对应的是性格上的坚毅顽强,爱憎分明,敢作敢为,英勇无畏。血管里奔涌的仇恨与愤怒,使她们的举止言行充满了阳刚之气。而在弱化女性气质以凸显其阶级身份、革命身份的创作思想指引下,女战士不必注重穿着打扮,一头短发,一身军装,与男性无异。
  最经典的女战士之一,吴琼花,在南霸天家做丫鬟时,衣衫褴褛。为她赎身的洪常青,(作为党的符号的)一个男性,给了她一件崭新的红衣服,并指引她重生――琼花穿着这件红衣服去投奔了革命队伍――娘子军。革命文艺的叙事中,女性一成为战士,女性身份便要受到压制与改装,被男性化。参军后的琼花剪去了长发,穿上了灰色军装。一些作为党代表、妇女干部形象出现的女性,大的意识形态遮盖或者剔除了个体的性别。而她为了使自己能被纳入到这种集体的表述,自觉地甚至乐于放弃了性别意识。
  对于具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倾向的女性,革命文艺断言,这类思想带给她们的只能是迷茫、困惑、痛苦,唯一的出路就是投身革命大潮,成为革命战士。当个体被融入革命集体时,个体的身份、性别特征也自然而然地消失了。这是得救的代价。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投身革命的著名案例,《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在参加革命前,面孔淡雅清纯,着装多为素色旗袍,唯一一次浓妆艳抹是为发传单,唯一一次扮作男装,是为了逃生。
  至于柔弱的女性形象,代表的是善良、无力的被侮辱者被损害者,她们对既定的社会现状畏惧甚至留恋,包括女性性别意味十足的装扮,社会身份等。反映在革命信念上,她们通常是落后、或游移不定的,而这正是她们被迫害的原因之一。
  如今,“脸谱化”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女性一下子时尚起来。
  在电视剧《新四军女兵》中,赵子琪、刘威葳等人一身剪裁合体的军服,下半身是弹力裤配大马靴,在令人耳目一新的同时,也用美丽性感抓住了观众的视线。面对质疑,有专家对媒体表示,当年的新四军军服并没有完全统一,因此参差不齐,而队伍中有很多人来自大城市,有些甚至是归国华侨,他们代表着当时的时尚潮流。
  而无论歌剧、电影还是电视剧,所有革命女性形象中,唯有江姐出场是有“指定着装”的――红色毛线开衫、白围巾、蓝旗袍,永远一身“红白蓝”。但最近上演的一部表现江姐事迹的电视剧《烈火红岩》中,一位85后女演员向观众展现了一个据称是“史上最美的江姐”。剧中,这位著名的红色女战士形象大变,不但长发飘飘,旗袍频频更换,件件光鲜,而且配上珍珠耳环等首饰,风姿绰约,乍一看还以为是《花样年华》的电视版呢!这位女人味十足的江姐还非常爱哭,当她的丈夫遇害、战友牺牲、儿子受苦时,几次潸然泪下。钢铁女战士的外衣之下,也可以有一颗柔弱多情的心。
  
  爱情杂念
  
  既然不是仙,难免有杂念。李宗盛在《凡人歌》里这样唱道。
  爱情,便是这世间男女最大且最危险的杂念。
  但以往无论电影还是电视剧,革命者的爱情一向都是隐隐约约,闪烁其词。《红色指挥》中,洪常青送给琼花四枚银币,颇有信物的意味。但是,一切戛然而止,二人至终也没有进一步发展。据说,原著中是有爱情戏的,但是面对剧组一些人的反对意见导演最后决定删掉。因为,在那个特殊历史语境下,只有作为同志之间的情谊才是“政治正确”并且伟大崇高的,革命者的男女之爱是不被认可的。洪常青与琼花之间的关系,只能被引向前一种解释。值得玩味的是,剧组里要求压抑爱情的意见,恰恰证明了当年文艺工作者已经熟知这种意识形态调调。
  而《青春之歌》中林道静与革命同志卢嘉川之间的朦胧爱情,却只能深埋在彼此内心,从未表白。对于斩去原著中爱情纠葛的做法,导演崔嵬曾解释道,这种互相爱慕,宣泄出的是一些不健康的情绪,有损于卢嘉川的共产党员形象……
  戴锦华教授认为,在经典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阶级差异成了取代、阐释、度量一切差异的唯一社会存在;欲望、欲望的目光、身体语言,乃至性别被确定为“阶级敌人”的特征与标志;而在革命的或人民的营垒之内,则只有同一阶级间的同志情。因此,琼花要逃离椰林寨的部分原因,是南霸天及其走狗们“淫邪下流的目光”。而觊觎林道静的小学校长余敬唐毫无爱国之心,企图霸占她的党部委员胡梦安是国民党反动派,与她结婚的“胡适之的大弟子”、“反动文人”余永泽,婚后不久即暴露出自私反动的真面目……凡此种种,都是“阶级敌人”,“革命”的对象。
  革命文艺中的意识形态,遮蔽男女之间的爱情和欲望,是革命叙述的文化策略之一,其终极目的,在于维护个体对革命事业的绝对忠贞,维护意识形态的绝对权威。
  然而,青春,革命,热血沸腾,怎么少得了爱情呢?随着妇女地位、两性关系在现代社会的日益变化,红剧中的革命女性有了多角度多样化的面目。
  在《开天辟地》、《中国1921》、《风华正茂》等电视剧中,都把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爱情故事作为重头戏,许多让人感动的台词,听起来好像当今时代的爱情宣言。在战争的惨烈、革命艰难之中,融入儿女情长,有人认为这是人性化的表现,伟人的形象也因此更加真实了。
  在女追男的爱情戏码中,有许多细节是过往红剧在表现伟人爱情时不敢尝试的,比如,杨开慧想送毛泽东一双鞋,又不好意思开口要他的尺码,于是她在毛泽东来她家做客时,把墨迹未干的画纸放在地上,结果毛泽东一不小心踩了上去,留下了尺码。杨开慧的扮演者李沁评价道,她“是那个时代的90后,思想很前卫,主动追求毛泽东,敢爱敢恨”。而90年前,革命者的诗文、逸事也可以证明,张扬个性、向往爱情,并非21世纪青年的专利。
  《新四军女兵》表现的也不是一群没有七情六欲的铁姑娘,即使性格刚烈乃至有时不近人情,女战士也会在夜半思念英勇牺牲的丈夫,泪流满面。可见,烽火硝烟在孕育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同时,根本不必抹杀女性柔情,一个拥有美好情感世界的女性,才会真正令人感动。
  都说女人是弱者,但战争还是把女人推到了硝烟弥漫的生死前沿。而女性形象的重新塑造,让人们在真实中,读懂了人性;在个体绽放的那一刻,领略了生命的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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