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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8-12-13 04:45:11 影响了:

  一个单纯冲动之下的电影愿望,三个完全没有经验的电影票友,几个各怀期待的投资商,把一个摄影爱好者架在了纪录片导演兼制作人的位置,没有专业经验不谙水性,纪录片的导演初体验,最终剩下数百万欠款和后悔
  
  “我后悔死了。假如以前像现在这么明白,打死我也不敢去拍电影。”
  孙宪在哪里都操着一口威海方言,一着急,嗓门就会突然放得很大。坐在占满自己工作室大半面积的一堆机器旁,他说话的时候,右手拿着烟狠狠地抽着――因为左肩胛的两块骨头严重受伤,左胳膊很难抬起来;不到45岁,多节腰椎和肋骨错位的老伤却不停发作。好几百万元的外债让这位电影宣传员对当初拍电影的冲动后悔不迭。
  一切都是7年的影片拍摄给他留下的后遗症。2003年起,威海市环翠区电影公司的副经理孙宪开始在威海以东的海驴岛上拍摄黑尾鸥,并且倔强地坚持用纪实性的镜头做一部讲述一只小鸟成长过程的励志式电影。2011年1月21日,这个名为《天赐》的影片顶着“中国首部原生态鸟类故事片”的头衔,终于在全国上映。
  6天后,影片无声无息地惨淡下线,鲜有人知道它曾在春节档存在过。
  从一个电影“票友”到一部耗资700万元的电影的导演,孙宪在7年中经历了人生的最大变局。
  
  “无知者”无邪
  
  2002年,孙宪第一次登上海驴岛。满天的鸟离自己那么近,他感慨自己到了仙境,一激动,就带着手下几个同事上岛开始拍鸟。
  做了20多年电影宣传工作,孙宪1996年开始玩摄像机,尤其喜欢拍动物类。
  起先,孙宪只是想拍些关于鸟的独家画面做素材,好给企业做和专题片。两年多下来,他粗略一算,自己累积的镜头居然已经快到两百个小时。他想,日本有《狐狸的故事》,法国有《熊的故事》,自己身边有资源、机器、人手,又对电影院线和发行还算熟悉,干吗不干脆拍个“鸟的故事”的电影?
  孙宪非常兴奋。但一打听,要做电影的话,标清信号指标不够,机器必须换成昂贵的高清摄影设备。这意味着过去拍的素材全用不上。买不起高清摄影机,孙宪只能去济南和北京租两台,租金每天每台2000元。
  那时孙宪还有点家底,他咬咬牙,心想,最多再拍两年,一二百万就足够了吧。
  2005年春天,他带着同事们开始正式投入漫长而艰苦的电影拍摄。拍了一段时间,一直跟着他拍摄的就只剩于辉和王建涛两人。他们原来都是孙宪的手下,2004年,公司的影院由于政府改造被拆,两人都被安排回家待岗,每人每月400元工资。
  从此三个人带着馒头咸菜和淡水上岛,花160元租了一间小屋,过着无粮无水无电的原始生活。每天天没亮开始爬悬崖、窜草地,守株待兔地开始拍鸟。四五月份的室外还得穿羽绒服,6月就被四十度的高温烤成了黑人,十天八天才能回到市里洗个澡。拍鸟时,能刺透迷彩服的大毒蚊子咬在身上,也不敢动,生怕惊动了小鸟,受伤已经是家常便饭。
  知道内情的朋友说他们是“一帮神经病”,大多数人则以为他们过得很悠闲,天天在外面玩。而家里人只知道他们在外面拍鸟,完全不知道怎么拍、要拍成什么样。
  2008年5月,他们决定做航拍时,孙宪甚至都安排好了后事――没钱租陀螺仪,孙宪只能把扛着摄像机的自己绑在飞机外,连救生衣都穿不了。航拍那几天,媒体巧合地连续播报有直升机因为航拍失事的报道,他听着心里直发毛,但也只能硬着头皮上去,“谁叫我是始作俑者。”上飞机前,于辉在旁边眼泪巴巴地看着他,他安慰道,没事,没事。
  航拍拍摄了20个小时,花掉30万,但因为缺乏经验以及空中管制、恶劣天气的耽误,用到电影里的镜头还不到两分钟。
  
  “无知者”无畏
  
  时至今日,孙宪总结自己能拍完《天赐》的原因,正是“没经验、什么都不懂”,这样才有胆子一步一步往下走。
  拍电影是个“烧钱”的活。大半年过去,孙宪发现自己已经花出去200万,跟家里亲朋还借了不少,花钱速度远远超出了自己的预期。
  其实,于辉和王建涛那时候都没有信心真能做出一个电影出来,因为电影“离自己太远”。在孙宪组织的拍摄团队中,每个人都算得上“高级票友”,没一个人有过任何相关经验。连投资方大多也都是首次参与影视制作,编剧刘博则是学理科出身。孙宪自嘲,自己属于“外行里的专家,内行里的傻子”。
  一开始孙宪信心满满,但这个既无电影经验也没有研究过鸟类的新导演发现,自己的拍摄对象太具偶然性,经常大家分几个角度盯了十来天,却一无所获。可每天的费用都在递增,一天天这么消耗,他的压力越来越大。
  他心里暗暗打鼓:究竟多久能干完?自己当时真的太看轻这件事了。
  好容易撑到2006年,孙宪借下的几十万外债全都花完了。往前看,不知道目的地在哪;往后看,一屁股债。他发现自己“真的不行了”,决定利用已拍好的影像和图片,改行。先想法把钱挣回来再说。
  年初,孙宪和于辉从浙江义乌辗转到北京,考察小工艺品制作,并生产了一大批印有小鸟图片的钥匙扣,结果根本卖不出去,借来的3万块成本也一去无回。
  孙宪一筹莫展。一次饭局中,他碰到了老同学单斌――孙宪此前在朋友们面前已经彻底消失了一年半:因为没钱,办公室电话停机,连手机都是空号。单斌问:“你都干吗去了?”孙宪苦笑,“拍电影。拍不下去了,没钱。”
  “孙宪很犟,根本劝不动,”单斌这样评价他的同学。过了几天,他扔给孙宪一个黑塑料袋,里面装了10万块钱。孙宪没说什么,收拾了下东西,又回岛上吃馒头去了,不过,压力更大、拍得也更狠了。
  再后来,单斌天天带着《天赐》的摄制许可证,利用自己在招商局工作的人脉,一遇到企业老板就介绍孙宪的团队和电影,从拍摄的艰辛讲到电影带动企业发展。但往往说了半小时,老板们就问一句话:“回报率能有多少?”
  2007年3月,单斌终于说服了一家企业的董事长投资电影。当第一笔资金交到他手里时,孙宪的眼泪刷刷地流下来。“与其说是我主动出击借钱,还不如说他们的帮助又把我逼回这条路上去了。”他回忆说。
  一年后,该企业意外中止投资,正在做后期的孙宪只能留在北京四处“化缘”。一直坚持使用“天赐”为片名的孙宪当时真的在想:为了能从中国电信拉到赞助,干脆把片名改成“天翼”好了,“实在没钱啊” 。
  提到坚持了7年的动力,“哪有什么激情和动力?有时候就是被逼的,”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你已经花了好几百万,那么多朋友在后面看着你,能不干完吗?”
  拍电影期间,孙宪几乎是“两眼一抹黑”地在做事――直到2008年,他才从北京的朋友那得知电影还需要立项。《天赐》的题材因为完全不敏感,电影局很快就批了下来,他当时觉得“几乎快要成功了”。2009年,电影局通过初审,把龙标给了孙宪,他以为那就是上映许可证了,又高兴了半天。
  2008年11月,前期的摄制工作基本完成,他们决定去北京找专业的剪辑师和录音师做后期。孙宪带着200个小时的素材, 3人凑了3万块买辆面包车开了10个小时跑到北京。“身上只带了30万,其实光转胶片一项就把这笔钱花光了,”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这叫无知者无畏。”
  进城当天,北京大风,落叶纷飞,孙宪只觉得满眼萧条。果然长达两年的后期工作很不顺利,除了自己联系下来的主题曲创作,剪辑、录音、转胶、配音等工作都一波三折;而绝大多数麻烦都是因为没经验造成的。
  一次,他们找到发行公司保利博纳提出合作意愿,对方在电话里问,你们的票房期望是多少?对票房毫无概念的编剧刘博脱口而出:根据片子的制作成本,票房怎么着得有个两千万到三千万。对方笑笑:那你们这片子基本上相当于大片了!
  由于没经验,孙宪还付了不少“学费”:第一次为影片录音,影片修改后却发现影片风格与音乐有出入,只能忍痛舍弃音乐。13万元打了水漂。
  这样的情况下,孙宪只能时常自我安慰:每次开车经过天安门,他都说,值了!威海那么多车,有几辆能在长安街跑一趟?我们跑了好几趟呢!
  
  “无知者”无奈
  
  2009年秋,在电影局前领导的帮助下,华夏电影发行公司介入电影发行。接下来,经朋友推荐徐静蕾答应配音,电影制作终于接近尾声。
  第二年5月,电影《天赐》的第一份拷贝诞生。孙宪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影厅里,看着大荧幕,耳边是环绕立体声,他想:鸟的羽毛一根一根的,怎么那么清楚?顿时心中五味杂陈无法言说,抱着那盘拷贝呜呜大哭起来。
  三个月后,《天赐》在科隆电影节获得由德国媒体评选出的“最受观众喜爱的电影”。在颁奖仪式现场,当别人用英语叫他上台领奖时,第一次出国的孙宪还拿着个小DV在台下拍个不停。
  在科隆出了风头,孙宪高兴地想,这下可不会赔了!就好像在黑房子里呆了7年的自己马上将走出来,看到光明。
  而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
  原定影片的上映档期是2010年暑假,但因同期上线的电影太多,不得不被一直往后拖。最终上映日期定在2011年寒假的第一天。放映前半个月,孙宪前往北京,发现海报都还没有印出来,也没有开始宣传。发行方似乎对《天赐》缺乏信心,就连究竟上不上,都还没有拿定主意。
  孙宪原打算再往后延到4月上映,而政府、朋友都在问片子的动静,“压力挺大”。他最终同意,按原计划上映。
  他曾想去北大百年讲堂免费放一场,挣点大学生的口碑,但负责宣传的威海政府方面没有采纳,最后电影仅在国务院新闻办的发布厅做了半小时的新闻发布会。
  上映当天,孙宪守在影院门口,发现同天上映的《喜羊羊3》窗口前购票者排起了长队,而《天赐》却门可罗雀。同期,《让子弹飞》仍在大热,《新少林寺》刚刚上映,后面还有《武林外传》,而《天赐》的排片时间几乎全在上午和中午,春节期间媒体大都已放假,压根没人报道。他觉得不妙。
  两天后,孙宪在济南的一个影厅里,发现偌大的厅里只坐了3个人在看《天赐》,仔细一看,竟还是自己一个朋友买票请朋友来看的。他郁闷透了,一着急,自己掏钱买了9张票,拉在场的陌生人进去看,“怎么也得让观众人数突破两位数”。
  《天赐》在其他地方的上映情况也惨淡得一塌糊涂。全上海只有城外两个偏僻的影院上了两场,而上映3天后才陆陆续续有海报贴出。
  第7天,《天赐》消无声息地撤出院线。“死得没个声音,”孙宪唉声叹气,“现在本儿没回来,又没口碑,大家还都不知道,算怎么回事?威海还有一大帮人以为,只要上院线了,赚钱就会上亿,不停地问我,你卖了几个亿?”
  现在,孙宪在考虑把片子和自己曾经最看重的素材卖给其他媒体,比如网络、手机和电视。现在,他希望能争取再一次上映,哪怕是小范围的,“等了7年,总得有个反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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